深圳如何再先行示范”?

浏览量:59日期:2023-12-29

如何再“先行示范”是深圳的一个重要问题?

深圳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昔日的边陲小镇,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奇迹。

从1980年获批设立经济特区到2019年率先试行的经济特区,深圳被时代赋予了“敢于担当先锋”的使命。2023年,中国改革开放将迎来45周年。在这段时间里,深圳始终走在前面,并且不断努力创新,勇立改革的潮头。

进入新的征程,“深圳如何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成为公众对它的新期望。《中国报道》记者采访了来自深圳政界和学界的专家,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闯出一条腥风血雨的先驱者”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废除广东省宝安县,成立深圳市。同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针对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指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金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次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 。这是中国**个经济特区,8月26日也因此成了深圳特区的生日 。

经济特区设立后,深圳肩负起了中国改革试验的重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将深圳的改革路径总结为“敢闯敢干”。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重点就是发展经济,作为特区的深圳在其中承担着一个“试验田”的功能。初期,深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权,让它敢想、敢闯、敢干。这些政策特权也给了当时在深圳,打算大干一场的那些人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深圳,改革的步子从未停止。从1979年开始,深圳经历了多轮改革,涉及城市规划、行政职能部门再到贸易发展等多个领域。比如,借助毗邻香港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圳早早地开始拓展外贸。1995年,深圳制定《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对外贸易的试点方案》《关于深圳市私营企业对外贸易的意见》,充分发挥自身内外两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一线”、“进料—加工—增值—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郭万达告诉记者,深圳在外贸方面的探索为之后深圳乃至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作了很好的铺垫。

1995年7月,深圳还重启了此前一度低迷的证券交易市场,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在改善外商投资服务环境方面,深圳同步颁发《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联合办公的实施方案》,设立深圳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投资提供“一条龙”服务。深化改革海关通关制度,运用电子技术,提高通关效率,进一步提高城市对外开放程度。1999年前后,深圳市政府还进行了新一轮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规范程度,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深圳奇迹的成果得益于多重举措的同时实施。公开资料显示,按常住人口1253万人计算,2018年深圳人均GDP达19.33万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比1979年的人均606元涨了319倍;在城市面貌方面,深圳从当时*高楼仅有3层,成长为有1000栋左右的百米摩天大楼。

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在1993年与深圳结缘。在她看来,不怕牺牲短期利益、敢于突破固有做法的“深圳模式”也正是取得成功的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陶一桃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鲜明特征。在中国改革开放45年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就以制度变迁的先行者和“政策性经济增长极”的双重使命与双重身份,率先探索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

“深圳奇迹不是单纯资源的胜利,而是观念的力量。”陶一桃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够成功跟其城市品格的决定性因素也分不开。在她看来,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与生俱来地具有敢于冒险、宽容失败、追求卓越这些显著的移民文化特质,*突出的就是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品质,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动力。

郭万达在采访中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深圳从特区设立之初就与“改革开放”挂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持续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深圳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深厚的积累。他以深圳的制造业为例分析,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大市,深圳在2021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就跃至4.1万亿元,连续3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而在面临工业规模持续扩大、土地供给不足的窘境时,深圳首创了“工业上楼”模式,升级产业设备,向“上”利用城市空间,释放出更多的产业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时,深圳为抢抓这一机遇,再次调整产业结构,开始着力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研发体系。它将原来的“三来一补”制造业向周边城市迁移,形成区位性的产业集群。

郭万达以网状结构来比拟深圳及其周边城市。在他看来,这是深圳通过改革,有了一定的体制积累,形成自身效应后向周边城市作辐射,以此带动周边城市的同步发展。

“闯出一条创新路”的示范区

如果说成为经济特区后的深圳,承担的多是探路者的角色,那在步入21世纪后,深圳则更多地承担着对全国其他城市的示范效用。

*具标志性的就是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以下简称《文件》)的发布。《文件》中指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意见》还在首要原则一栏中进一步明确,给予深圳在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改革上更大的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改革开放,建立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和机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示范。

这意味着深圳正式踏上“二次创业”征程。到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从市场要素配置、营商环境构建、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建设等八大方面列出27项具体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郭万达告诉记者,无论是试验还是示范,深圳的使命都是一以贯之的。过去的经验说明,深圳已经成功试验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一阶段,则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进一步探索。在他看来,深圳的**次创业是“杀出一条血路”,第二次创业则是“闯出一条新路”,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样本。

事实上,“深圳经验”的样本早在多年前就被全国其他城市所学习、借鉴,但却少有能精准复刻的城市。在《中国报道》记者的采访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在谈及此时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始终走在前列是因为其把握了前沿方向。具体而言,就是对“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有所把握。

唐杰具有足够发言权,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从学界和政界两个不同的视角参与并见证了深圳城市变迁的过程。2009年,唐杰担任深圳市副市长,负责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市统计局等部门,这在当时的深圳并不常见。2015年卸任后,他回归学界,将自己的政治经验与经济学相结合,继续观察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

唐杰告诉记者,要改善地方商业环境,推动“放管服”改革,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深圳就是一个拥有400万市场主体的例子。他表示,在高度市场化的深圳,一些本土企业才有更广泛的发展空间。

在市场化的政府也需要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唐杰说,当新兴产业出现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创新创造条件,制定良好的标准。他以深圳的新能源产业为例,向记者介绍说,在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早期阶段,全国范围内对这一新兴行业都存在质疑。深圳市政府采取了化解恐惧的措施,让社会接受创新。在确定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向后,深圳市政府进行了许多尝试。

“这是其他城市所没有做到的。”唐杰认为,除此之外,深圳市还用了7年的时间,并投入了一部分资金,支持新能源企业的自主研发。他说,在消除恐惧的政府还建立了技术标准体系和分工体系,让人们对新能源产业有了较为明确的市场预期。

在唐杰看来,深圳的政府更像是市场的加速器,加速市场的成熟。他介绍说,深圳市每年会选取资助500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政府和社会的投入资金比例约为1∶7。这意味着政府发挥其对市场的加速器作用,推动市场走向成熟并撬动社会更多、更广的资源来促进产业升级。

"政府放权的还需要审慎包容、有弹性的监管措施。" 郭万达补充道,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是深圳乃至全国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深圳以及全国其他城市面临的另一个现实难题是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但陶一桃对于同样面临这一困境的深圳并不悲观。在她看来,作为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经济体,由速度走向质量,从而带来经济增速的稳健是普遍规律。关键在于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增长性。而深圳具备这样的经济活力和韧性。

创新是持续驱动力

进入学界后,唐杰常常被外界询问有关深圳未来的问题。深圳在高速发展时期迎来的动力是否依然强劲,以及如何保持特区的优势,这些都是整个社会对深圳及深圳人提出的疑问。

“过去我们强调深圳的敢闯敢试带头领跑作用,但现在看来,我们更加关注未来的深圳是否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唐杰向记者指出,随着政府经验的积累,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上市数量的增加,深圳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产业分工,这是其他城市难以超越的优势之一。

唐杰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指出,深圳现在拥有近8900家与新能源汽车生产有关的企业,新能源企业数量约为24000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深圳目前是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密度*高的城市。在深圳流传着一句俗语:“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唐杰认为,深圳的新能源企业产业链能够持续延伸并且尚未出现崩盘,正是因为这些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深圳都有自己的创新和核心技术。

据唐杰参与的一项关于深圳企业变化的数据调查显示,深圳中小企业的创新强度、力度和成长性非常高。调查样本包括600家深圳中小企业,对比了其中195家企业4年的数据。结果发现,在这4年的数据中,硕士和博士员工占比达到了8.6%,远超过全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平均水平。深圳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为23.4%,其中200家企业的平均水平接近于华为,占样本量的23.4%。

唐杰指出,深圳中小企业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创新力量,原因之一是部分企业选择与大学进行合作,平均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近70%的中小企业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这意味着深圳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新也是郭万达在采访中多次提及的重要内容。他坚信,在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深圳依然有巨大潜力。在他看来,在实现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深圳应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创新,加大研发力度,加强与国际科研机构的合作,吸引更多国际高端人才,逐步打造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圳还可以充分利用与香港相邻的地理位置优势,促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深圳与香港在高水平合作方面的发展,从而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规则和市场更好地对接。

陶一桃向记者补充道,从改革起家的深圳需要继续保持敢闯的品格,保持创新的智慧与胆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目标性制度创新模板,渐进式解决改革难题,从经济特区走向真正的制度先行特区。“尽管深圳的成功是独一无二不可被拷贝的,但是深圳所探索的道路与创造的经验则可供全国复制和学习。”她说。

“创新决定了区域间的差距。”唐杰向记者表示,制度型开放作为更高水平开放的核心指向,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深圳除了继续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探路,还要积极打造都市圈、城市群,并为全国更多的城市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与样本,发挥示范效用。

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 图片来源:新华社